上一世，我是县委大院最窝囊的秘书，被同事排挤、被领导当替罪羊，最后落得个锒铛入狱、妻离子散的下场。临死前才知道，我的好兄弟赵建国，踩着我的尸骨一路爬到了市委书记的位置。
而此刻，我正站在县委大院的梧桐树下，手里攥着一份刚写好的检讨书——三天前，我被诬陷“泄露机密文件”，马上要被下放到最偏远的红旗公社。
秋风卷着落叶拍在脸上，冷。
但我的心更冷。
“林川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”办公室主任刘长河端着搪瓷缸子走出来，肥脸上挂着惯常的假笑，“检讨书写好了？赵副书记说了，态度诚恳的话，可以考虑从轻处理。”
赵副书记，赵建国。
上一世，就是他在我面前拍着胸脯说“兄弟你放心，我去给你求情”，转头就在常委会上提议将我开除公职。而我像个傻子一样，跪在他面前喊“恩人”。
“写好了。”我抬起头，把检讨书递过去。
刘长河伸手来接，我却松了手。
纸张飘落在地，被秋风卷出去老远。
“你——”刘长河脸色一变。
“告诉赵建国，”我拍了拍裤腿上的灰，声音不大，却让路过的几个干部都停住了脚步，“这份检讨，他受不起。”
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
身后传来刘长河的叫骂声，但我已经不在乎了。上一世，我活了六十多年，在监狱里蹲了二十年，出来后捡破烂、睡桥洞，亲眼看着赵建国在电视上风光无限地做报告。老天爷让我重活一回，不是让我继续当孙子的。
我直奔县委档案室。
上一世，我替赵建国整理过无数材料，他所有见不得光的秘密，我都一清二楚——1975年挪用公社救济粮、1974年伪造学籍档案、1973年勾结投机倒把分子……这些证据，此刻正安安静静地躺在档案室的铁皮柜里。
档案室管理员老周头正趴在桌上打盹，鼾声如雷。
我轻车熟路地摸进去，打开三号柜，抽出那份标注“1975年红旗公社粮食统筹”的文件夹。里面缺了三页——我知道那三页被赵建国提前抽走了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当年负责统计的会计多了个心眼，私下留了复写底稿。
那份底稿，就夹在档案柜最底层的旧报纸里。
我蹲下身，从一摞发黄的《人民日报》下面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。
打开，三页纸，红戳、签名、数字，清清楚楚。
1975年，红旗公社上报粮食产量120万斤，赵建国私自截留40万斤倒卖，造成三十多口人断粮饿病，其中两人不治身亡。
这笔血债，上一世被他瞒得死死的，所有知情人要么升迁，要么闭嘴。而那个想举报的老会计，三个月后就被以“贪污罪”抓了进去，判了十五年。
老会计叫孙德茂，是我不在人世的父亲的老战友。
我正要把信封揣进怀里，档案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。
“林川？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进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赵建国的妻子——苏红。
上一世，这个女人是县剧团的主演，表面温柔贤惠，背地里帮赵建国干了多少脏活，我心里门儿清。后来赵建国当上市委书记，她也跟着成了官太太，每次出现在电视上都端庄得体。
此刻的苏红穿着军绿色棉袄，两条辫子垂在胸前，看起来也就二十七八岁，眉眼间还带着几分纯真。
但我不会被她骗了。
“苏姐，我来查点资料。”我面不改色地把信封塞进裤兜。
苏红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，忽然笑了：“建国说你这两天情绪不好，让我来看看你。他还说检讨书的事儿你别有压力，他会帮你想办法的。”
帮我想办法？
上一世他也是这么说的，结果呢？我在红旗公社待了三年，吃糠咽菜、住牛棚，而他在县城步步高升。等我好不容易调回来，他已经是县委副书记了。
“替我谢谢建国哥的好意。”我笑了笑，“不过不用了，检讨书我已经交了。”
苏红眼睛一亮：“交了？给刘主任了？”
“给刘主任了。”我顿了顿，“不过没交到他手里，掉地上了。”
苏红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
我没再理会她，大步流星地走出档案室。
刚走到县委大院门口，一辆军用吉普车正好停在我面前。车门打开，下来一个穿军装的高大男人，三十出头，肩上的徽章显示是团级干部。
秦卫东。
赵建国的死对头，军区参谋长的儿子，刚从北京调回来。上一世，这个人曾经找过我，暗示可以提供赵建国的犯罪证据，但我当时被赵建国的假情义蒙蔽了双眼，不仅拒绝了，还转头告诉了赵建国。
结果秦卫东被赵建国倒打一耙，以“拉帮结派”为由告到军区，仕途受挫。而我，也彻底成了赵建国的垫脚石。
这一世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。
“秦团长。”我主动开口。
秦卫东停下脚步，目光锐利地打量我：“你认识我？”
“整个县城谁不认识您？”我笑了笑，“我叫林川，县委办公室秘书。”
“林川？”秦卫东眉头微动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“你就是那个被诬陷泄密的秘书？”
“不是诬陷，”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是栽赃。证据在我手里，如果秦团长感兴趣，今晚七点，城东老茶馆，我请您喝茶。”
秦卫东眼神一凝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
“好。”
他干脆利落地吐出一个字，大步走进县委大院。
我站在秋风中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。
上一世，我在监狱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，就是——永远不要相信敌人的敌人会是朋友，但要学会把朋友变成盟友。
秦卫东不是善人，但他足够聪明，也足够有背景。我需要他的势，他需要我的证据。这叫各取所需。
晚上七点，城东老茶馆。
我到的时候，秦卫东已经坐在雅间里了。他换了一身便装，正慢条斯理地喝茶。
“你很准时。”他给我倒了杯茶。
“和秦团长约时间，不敢迟到。”
“别叫秦团长了，”他摆摆手，“叫我卫东就行。”
我坐下来，从怀里掏出那个牛皮纸信封，放在桌上推过去。
秦卫东拿起信封，抽出里面的三页纸，一页一页地看完。他的表情始终平静，但我注意到他端茶杯的手微微用力，指节发白。
“这些东西，够不够？”我问。
“够他喝一壶的。”秦卫东放下材料，“但不够让他彻底倒下。他背后有人。”
我知道他说的是谁——县委一把手孙德胜，赵建国的老上级，也是把赵建国一手提拔起来的人。上一世，孙德胜在赵建国事发前就退了休，安然着陆。
“孙德胜的事，我还有材料。”我说。
秦卫东抬起头，目光如炬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“一个差点被你们这些人毁了的人。”我端起茶杯，一饮而尽，“帮我，也是在帮你自己。赵建国不倒，你永远别想在县里站稳脚跟。”
秦卫东沉默了很久。
茶馆里很安静，只有炉子上水壶咕嘟咕嘟的声音。外面的天彻底黑透了，街上的路灯昏黄，偶尔有自行车铃铛声飘进来。
“你要什么？”他终于开口。
“第一，我要留在县委，不下放。第二，我要接替刘长河的办公室主任位置。第三，”我看着他的眼睛，“赵建国倒台后，我要他的位置。”
秦卫东笑了：“胃口不小。”
“筹码也够硬。”
他伸出右手：“成交。”
我握上去，掌心温热，力道十足。
从茶馆出来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。我沿着护城河往回走，冷风吹在脸上，脑子却异常清醒。
上一世，我用了六年时间才从红旗公社爬回县城，用了十年才当上办公室主任，然后就被赵建国一脚踹进了监狱。
这一世，我要用三个月走完这些路。
路过县委家属院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赵建国正站在单元楼下抽烟，身边还站着一个人。
刘长河。
两人不知道在说什么，表情都很严肃。赵建国手里的烟头一明一暗，像只潜伏在暗处的野兽的眼睛。
我正要绕过去，赵建国忽然抬头，正好看到我。
“林川！”他喊了一声，快步走过来，脸上立刻挂上了关切的表情，“我正找你呢！今天的事我听说了，检讨书的事儿你别急，我已经跟孙书记说了，你那份检讨就不作数了，你再重新写一份，态度诚恳点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”
多熟悉的话啊。
上一世，我就是这么被他哄着写了三份检讨，一份比一份卑微，最后把自己写进了牛棚。
“建国哥，”我笑了笑，“不用了。检讨书我已经交给刘主任了，掉没掉地上是他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”
赵建国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，随即恢复如常：“小林，你这是什么话？哥是为你好，你别——”
“为我好？”我打断他，声音不大，但足够清晰，“建国哥，1975年红旗公社那四十万斤粮食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”
赵建国的脸色瞬间变了。
站在后面的刘长河也僵住了，手里的搪瓷缸子差点掉地上。
“你说什么？”赵建国的声音压得很低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。
“我说，四十万斤粮食，三十多口人饿病，两人死亡。”我一字一顿，“这些数字，建国哥应该比我清楚。毕竟当年的调拨单上，签的是你的名字。”
赵建国死死地盯着我，嘴唇哆嗦了两下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我转身走了，走出十几步，又回头说了一句：“对了，明天常委会上，我会把这事儿说清楚。建国哥，你准备好解释。”
身后传来赵建国压抑的怒吼和刘长河慌乱的劝解声。
我没回头。
秋夜的风很大，吹得路边的杨树哗哗作响。我抬起头，天上有星星，很亮。
上一世，我在监狱的夜里，也看过这样的星星。那时候我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么完了，没想到老天爷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。
这一次，我不会再心软，不会再犯傻，不会再信任何人画的大饼。
这一次，我要把所有欠我的，连本带利地讨回来。
第二天一早，县委常委会。
会议室里烟雾缭绕，十几个常委围坐在长桌前。县委书记孙德胜坐在主位，手里捧着茶杯，面无表情。
赵建国坐在孙德胜左手边，脸色很不好看，眼下有青黑，显然一夜没睡。
我作为被通知列席的秘书，坐在最后排的椅子上。
“今天的会议，主要讨论三个议题。”孙德胜开口，声音沙哑，“第一个，关于林川同志泄密事件的调查结论。”
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我。
赵建国也看了过来，眼神复杂，有警告，有威胁，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。
我站了起来。
“孙书记，各位领导，在讨论调查结论之前，我想先说一件事。”
孙德胜皱了皱眉：“什么事？”
我从怀里掏出一叠材料，放在桌上。
“关于1975年红旗公社粮食统筹账目异常的情况说明，以及时任红旗公社副书记赵建国同志涉嫌倒卖粮食、隐瞒死亡人数的证据材料。”
会议室里瞬间炸开了锅。
赵建国猛地站起来，椅子向后倒去，发出刺耳的声响：“林川！你血口喷人！”
“血口喷人？”我把材料推过去，“白纸黑字，红戳签名，喷不了人。”
孙德胜的脸色铁青，拿起材料翻了翻，越看眉头皱得越紧。
“建国，”他抬起头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赵建国的脸涨得通红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忽然看向我，眼神凶狠得像要吃人。
“林川，你——你等着！”
我笑了。
等？
我等这一天，已经等了两辈子。
